2022年8月26至27日，中国社会学年会“历史与变革”分论坛以网络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30余名学者参与了研究汇报、评论和公开讨论等环节，网上听众也积极参与了讨论。论坛负责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鼎新教授为会议致辞，提出了历史社会学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历史与变革》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同时促进专业发展和公共讨论。以下是各节内容的简要综述。

第一节：公共卫生、知识与医学职业

论坛第一节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郦菁老师主持，中山大学的杜丽红老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龙彦老师、东北师范大学的陈敬瑞老师、清华大学的王超老师以及浙江大学的代一萌同学依次发言，杜丽红、龙彦、王朝老师就论文分享做点评。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杜丽红老师分享了论文《西法防疫与现代卫生在中国的源起》，此文选取“西法防疫”作为理解中国现代卫生起源的关键，回溯了19到20世纪间以检疫、隔离、消毒、遮断交通等措施为内容的西法防疫，旨在将健康人与染疫者隔离开来，与中国传统的以散药医疗为核心的防疫措施两者间的张力。中国对西法防疫的态度是辩证的，政治上接受而文化上拒绝。西法防疫交织着中西之间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和文化上的差异，在一次次疫情考验中，却成为中国接受现代卫生的关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龙彦老师分享了论文《The Relational Gender Dynamics of High-Risk Health Behaviors in Central Rural China, 1990-1995》，这项研究从社会互动和社区关系的中观层面关注到了“个人是如何参与到器官和人体组织的商业供应之中”的过程。根据对中国中部农村32名曾以商业形式出售血浆人的口述历史访谈的研究表明，当个体血浆出售者不得不与自责和羞愧作斗争时，家族式的血浆出售者却被保护起来，因为他们的村庄集体能够调整规则，使出售血浆成为一种符合男子气概的行为。研究结果突出了性别关系框架的效用，强调商品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参与者的权力位置不仅与彼此间的关系有关，而且与当地的父权制有关。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敬瑞老师分享了论文《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兽疫科研活动——以满铁兽疫研究所为中心的考察（1925-1945）》，研究表明，满铁兽疫研究所设立初期的科研活动是具有经济性和科学性的，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深入，研究所的科研活动逐渐开始转向为侵华日军储备畜产等方面的战争物资提供卫生保障，其科研活动的政治性和军事性逐渐显现。满铁兽疫研究所为了配合日本的侵略行动，不断调整地其科研活动的重点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成为辅助日本对华畜产扩张的重要机构。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王超老师分享了论文《制造“盲人”：二十世纪的沙眼防治与生物公民身份的日常实践》，该文以1920年代开始的“防盲运动”为背景，探讨现代眼科学界、中外公共卫生专家及国民政府如何展开针对大众的眼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以视力损伤对国民生产力的威胁入手，分析生物医学知识如何建构现代公民身份。在此过程中，防盲专家通过引入沙眼临床分期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视力测量的标准达到对沙眼患者的工作能力与教育资格的划分，从而建立了医学对身体损伤及致残标准的解释力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代一萌同学分享了论文《科学与身体政治——建国初期现代中医建构》，该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医政策出现大的调整和转向。1954年之前，“中西医团结”方针下，进行了设立联合诊所、中医进修班、中医参加预防工作等一系列工作，中医科学化口号背后的实质是中医西方化，对中医造成较大损害。1954年政策调整，中医研究兴起，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展开。中医地位得到重新界定，其中伴随着对科学的定义问题，在此过程中，国家获得对于科学话语的控制权，也是新生政权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过程。

论坛负责人致辞

发言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赵鼎新

晌午时分，此次论坛负责人、《历史与变革》杂志主编、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鼎新发表致辞。

赵鼎新老师向大家诚挚介绍了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所办的《历史与变革》杂志，此杂志是一个能探讨各种历史和现实大议题和重大方法论问题、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平台，欢迎大家踊跃赐稿。随后，赵老师以历史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为切入点，指出了他向大家推荐历史社会学的原因。该方法能从文化、时间的横纵向维度极大拓宽研究者的思维边界，从而给我们对当下的历史判断带来一种谨慎，开阔研究过程中仅看到一国特殊性的狭隘眼界。同时，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第二节：国家能力与结构变迁

论坛第二节由普洱学院的文婷老师主持，来自浙江大学的张晓鸣老师、单珊同学、李静松老师以及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的李晓鹏老师分别就国家能力与结构变迁的相关议题发表了学术演讲，最后郦菁老师就论文分享做出了点评。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张晓鸣老师分享了论文Information Foundations of State Capacity: Evidence from 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of China。该文研究了中国清朝官僚机构中的一项沟通改革，它允许某些地方官员（作为线人）直接向皇帝报告。作者认为直接沟通渠道被不均衡地引入这一事实，与没有线人的县相比，至少有一个线人被指派的县的政府灾害援助（在前工业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明显增加。此外，作者发现政府援助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信息传输的改善和官僚机构内部直接沟通所引发的竞争性信息供应。这项研究通过证明扁平化和竞争性的信息结构可以对国家能力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对文献做出贡献。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单珊同学分享了论文《汉帝国军屯政策与河西走廊生态变化分析》。该研究从国家、战争及边疆生态环境视角出发，从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探寻游牧-农业政体冲突对生态变化的影响：面对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匈奴，汉帝国军屯中是哪些结构性因素引发了边境生态危机。该研究的解释框架有三：战争驱动下的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模式的频繁转换，从根本上破 坏了河西走廊生态环境；集中强制的军事化屯田组织结构和规模化的军屯生产，快速 攫取自然资源造成环境危机；通过清代鄂尔多斯高原“禁留地”政策与汉代河西走廊 军屯政策比较分析发现，在经济方式、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的互动中，帝国的政治权力对河西走廊生态退化具有决定性作用。

南宁师范大学的李晓鹏老师分享了论文《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建构间的冲突——以“东南互保”为分析对象》。该研究将“东南互保”置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并运用“官僚自主性”理论进行理解和分析，提出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更具备现代性意识和现代化观念的官僚更能理性地认知形势、作出正确决策，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机制解释。作者讨论了“官僚自主性”的积极、正面效应，并对“东南互保”及其后清末所展现的政治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建 构的冲突现象及最终导致中央集权体制的崩溃作了“结构—机制”分析的尝试。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李静松老师分享了论文《从西南山区农户品种采用看 1998-2019 年中国种子供给体制变迁》。该文指出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正在使原本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计农业为基本特征的西南⼭ 区发生显著变化。以生产方式和种植结构两条主线追踪⼴西、云南和贵州⼭区农业在近二⼗年间的变化发现，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品种商品化程度大幅提⾼、农化投⼊品被⼴泛⼤量使用、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以及规模化生产带动土地流转加速；伴随农业产业的发展，农户的种植结构呈现出粮⾷作物减少以及在耕地种树的明显趋势。西南⼭区农业的整体性变迁从总体上降低了农户生产选择的自主性，形成以“食物自给程度—市场依赖程度”为划分依据的农户分化。当前生产对生态环境和农户粮食安 全的影响和风险已日渐凸显，推动西南⼭区农业的可持续转型则需突破来自常规生产体系的挑战，生成能够抵抗风险、提高农业抗逆力的可替替代方案。

第三节：基层国家与社会

论坛第三节由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勇老师主持，来自杭州师范大学的陈明华老师、来自浙江大学的张思莹同学、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胡忠魁老师、来自昆山杜克大学的朱昉晟老师，以及来自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张博伦同学分别代表其作者团队就基层国家与社会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报告，最后朱昉晟、张晓鸣两位老师对上述报告论文进行了精彩的评议。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陈明华老师分享了论文《罗教记忆与青帮组织的发展》。该文认为清末民初，伴随着青帮组织的发展，早年罗教在北新关一带的活动记忆通过通草（青帮内部文献）或口传方式逐渐转化成入帮徒众的共同记忆。帮众在此基础上，还逐渐塑造了杭州家庙、祖师墓及家庵等诸多“圣迹”的想象。这些知识构成了青帮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在江浙沦陷时期，日本殖民势力为在占领地区建立统治秩序，大力扶植“安清同盟会”等青帮组织。一方面促进了青帮的组织化，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一些原本理想中的“圣迹”再次发现。由此也可窥见，记忆与组织发展间的复杂互动。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张思莹同学分享了论文《宗亲会的在地宗族化：共同体与社会的混合》。该研究认为，近年来，宗亲会在国内有很大发展。在许多宗族研究者看来，从兼具血缘地缘性质、聚居的父系继嗣群演变到宗亲会这一基于个人利益、超越血缘地缘的自愿社团，是宗族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判断与经典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相契合，尤其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高度契合。但对广东省A县黄氏宗亲会的调查表明这一走向并非不可逆。深具“精英俱乐部”性质的黄氏宗亲会原本悬浮于当地原有宗族组织上，致力发展跨地域网络。然而，以建联宗祠为转折点，它走向在地化道路，将自身深嵌于县域宗族网络中，成为兼具社会与共同体特征的混合体。

山西师范大学社法学院的胡忠魁老师分享了论文《时势性事件与群体参与》。本文以发生在淮北常村的铅污染事件为例，证明事件中集体行动的群体参与差异性是时势性事件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在控制动员结构（时间、关系网络和空间）和动员策略形式等解释项的情况下，常村、王村和崔村村民在铅污染事件的第一次集体行动参与差异性，由时势性事件主导。上访事件对常村、王村和崔村村民的集体参与起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依次递减，吕厂事件对崔村村民参与集体行动起促进作用，而冲突事件对王村参与集体行动起抑制作用。“时势性事件”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全面地解释以往事件对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拓展了“时势”概念的内涵范畴，在群体层面对包含未来时间性的研究进行了拓展。

昆山杜克大学的朱昉晟老师分享了论文The Rise of School Districts: Governing Injustices by Procedures in China。该研究关注学校招生的转变——从松散的非正式做法转变为以学区为中心的严格管理程序。学区的兴起对住房、不平等和教育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有的文献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学区在中国成为学校招生的核心手段。利用政策文件、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作者认为学区房的兴起可归因于三种驱动力：对非正式做法中的不公正的共识，利用正式程序纠正这种不公正的改革浪潮，以及一套新的大数据基础设施。由于这三种力量，中国限制了学校的选择，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提倡学校的选择。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张博伦同学分享了论文Race to the Bottom or to Each Their Ow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Local Policy Making。作者团队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将减少，因此，激励和放松管制将被不同的政策范式所取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压力也会减少，为不同的范式留下空间。该研究在中国1983年以来与FDI相关的政策文件的语料库中使用结构主题模型来检验这些假设，并找到了支持的证据。

第四节：边疆与移民

论坛第四节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奕佳同学主持，来自普洱学院的文婷老师、重庆市档案馆的温长松老师、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勇老师、黑龙江省委党校的赵迪老师分别就边疆与移民相关的议题发表了学术演讲，文婷老师和张勇老师就论文分享做了精彩点评，发言人针对点评人和旁听观众的问题做了回应。

普洱学院的文婷老师分享了研究《从“支援”到“开发”：中国边疆移民的延续与嬗变》，文章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移民，在统一政令、政策与地方具体需求双重互动作用下，从横向上看，呈现出不同于腹地和沿海人口流动的特点，折射出社会经济深层次发展；从纵向上看，显示出经济体制与边疆建设政策转换的历史性延续与阶段性嬗变，对边疆移民的社会融入,边疆人口结构与社会变迁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重庆市档案馆的温长松老师分享了研究《光宣之际清廷应对危机探析——以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开埠设关为中心》，研究指出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在东北三省开埠设关，是依据当时东北实际状况为维护其统治权益，应对统治危机而采取的策略之一；1906年设立的税务处对此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针对东北三省商埠的不同情况，清政府开埠设关运用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开埠设关后清政府财政收入、关税有所增长，东北的经济、社会等逐渐发生了变化。东北三省开埠设关也反映出当时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局势。

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勇老师分享了研究《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文章指出三线建设企业中的人群主要由工厂职工及其家属构成，职工来源途径多样，其中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占据主体。不同来源途径导致同一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分化，使他们在职业机会、文化生活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均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这些群体外部的社会关系普遍被削弱，内部的社会关系则得以强化，婚姻关系与血缘、业缘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内部化关系网络。不同来源群体的职业发展、文化与生活方式存在差异，与其拥有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有关；不同群体的婚配对象存在显著差异，则是“门当户对”和“男高女低”这两种择偶的普遍原则在特殊背景下的实践反映。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的赵迪老师分享了研究《论东北边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再组织”》，研究认为东北边疆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三次再组织”有两项逻辑规律，其一即东北边疆在其近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再组织特征；其二是东北边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再组织特征。二者体现出相互促进、相互交织的特点。宏观上，各种力量在对东北边疆的开发过程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与再组织手段，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构建出了东北边疆社会；而东北边疆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的轨迹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再组织特征。

第五节：国家建构的多重经验

论坛第五节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洪泽老师主持，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商世娇同学、北京大学的范继敏同学分别就国家建构的多重经验相关议题发表了学术演讲，洪泽老师就论文分享做了精彩点评，发言人针对点评人和旁听观众的问题做了回应。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商世娇同学分享了研究《论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司法语言的统一》，研究指出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司法语言统一主要是指英格兰司法口语统一使用英语。这一过程是自上而下、主要由议会通过立法实现，同时法庭判例也起着重要作用。1362年爱德华三世将英国司法口语统一为英语，为近代英国司法语言全面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范继敏同学分享了研究《西德和平运动的时间性与历史语境——和平组织跨大西洋活动的案例分析》，文章从从时间性和历史语境这两点入手，通过对S/F这一和平组织的跨大西洋活动进行案例分析，指出跨大西洋的共同历史经验、宗教文化联系，与跨大西洋的误解分歧、文化差异，以及个人的对话与工作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德和平讨论与行动的具体内容，从而试图回答“政府政策与和平运动之间在主张上的相互对立，是通过怎样的具体场景，逐渐具像化、并在语言和行动上得到表达的？”的问题。

第六节：宣传策略与政治变迁

论坛第六节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洪泽老师主持，来自吉林大学的王璐同学、浙江大学的吴奕佳同学、澳门大学的钱力成老师、浙江大学的陈梦媛同学分别就宣传策略与政治变迁相关议题发表了学术演讲，陈明华老师就论文分别做了细致而精彩的点评。

吉林大学文学院的王璐同学分享了论文《伪“满洲国”时期新年报道研究---以<大同报>1934-1937报道为例》，研究发现《大同报》（1934-1937年）的新年报道采用了“结构性遗忘”、“制造矛盾”、“弱传播”三大报道策略。同时发现，日本对满殖民话语侵略具有连贯性，其利用报刊不断强化对“满洲国”的控制，对满名为“帮扶”实为“利用”，其深层目的在于控制伪满洲国进而实现全面侵华的野心。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奕佳同学分享了论文《 建国初期典型塑造的策略和方法研究——以“关于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专题报道为例》，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初地方政府对人物典型的塑造策略和方法，通常包含从自上而下的宣传准备、自下而上对民众声音的收集和反馈、对被塑造者本人的吸纳三个层面。并且，由于典型塑造的方法能够在话语层面有效巩固以工人、农民为主要组成群体的工农联盟，帮助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才使得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征购的初期得以顺利推行，并为新中国实现长远的国家目标铺平道路。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钱力成老师分享了论文《历史变革与公私关系：基于人民日报1950-2000的分析》，研究认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话语可以被划分为四个时间段，且每个时间段具有其独特特征。这四个时间段分别为：（1）1950至1965年为国家话语的探索期。此时期国家话语中的公私关系较为均衡，意识形态色彩不甚强烈。（2）1966年至1978年为国家话语的亢奋（收编）期。此时期的“私”被彻底消灭，意识形态色彩也极其浓厚。（3）1979年至1989年为国家话语的调整期。此时期的“公”压倒“私”，但意识形态色彩极大淡化。（4）1990年至2000年为国家话语的稳定（平和）期。此时期“公压倒私”和“公私平等”意象交织出现，意识形态色彩不明显。

现就职于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曾就读于浙江大学社会学的陈梦媛同学代表其团队分享了论文《从有价儿童到“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民国时期童工理念变迁的历史考察》，本文以民国初年至建国前（1912-1949）中国上海地区有关童工问题的理念转变为主要研究对象，重述了民国时期童工立法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并着重针对期间出现的问题，在前人通过劳动力过剩、社会运动的推动及福利政策等因素来对问题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文化结构和理念变迁视角进行分析的替代性方案。

第七节：文化与政治

论坛第七节由重庆市档案馆的温长松老师主持，来自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王凤老师、来自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洪泽老师，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焦洋老师，以及来自厦门大学的李东同学分别就文化与政治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报告，最后由钱力成老师进行了精彩的评议。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王凤老师的分享了论文《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天津杨柳青改良年画》。该研究认为杨柳青年画作者一方面受到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接受了近代报人对年画改良的倡导与宣传，并在地方教育机构督促下进行了年画改革，催生一批改良年画。杨柳青改良年画在反映近代中国历史事件、社会习俗变迁、西方文明及女性生活等方面均有所努力。杨柳青改良年画不仅成为传播时事与新思想的载体，而且也参与了时代主流话语的建构，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历程。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洪泽老师分享了论文《Magic and Empiricism in Early Chinese Rainmaking: A Cultural Evolutionary Analysis》。该研究利用中国现有的大量历史记录，认为造雨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性的活动，而且人们总是非常重视这种活动的结果。为了解释造雨活动的持续存在，该研究提出了一套植根于人类心理学的文化进化解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适应性学习过程没有导致无效的造雨方法被淘汰。该文对超自然世界观的承诺为各种造雨方法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人们往往高估了造雨技术的功效，这是因为统计学上的假象（有些方法仅仅因为偶然而显得有效）和对不确定证据的低报（造雨的失败没有报告/传递）。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焦洋老师分享了论文《危机仪式的危机——以晚清到民国时期邯郸龙神庙铁牌祈雨仪式为例》。在该文的研究中，作为民间宗教仪式，邯郸龙神庙的祈雨活动原本只活跃在地方社会中，但因清朝统治者的多次加封而走上帝国信仰的神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邯郸龙神庙与铁牌祈雨仪式最终在政体变革与文化的分裂中湮灭于历史长河。本文以邯郸县龙神庙及其铁牌祈雨仪式为中心，通过探寻晚清到民国时期不同社会权力话语对铁牌祈雨态度的变化，来分析这种变化中所呈现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整合。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李东同学分享了论文《鸦片、政权与伦理：近代中国禁毒实践的演变图景》。该研究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客观事实，加之帝国主义侵略不断，鸦片经济的延续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由于鸦片同时关联着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与汹涌，禁毒还蕴含着道德伦理层面的紧迫性。鸦片经济的这种张力考验着近代中国每一个政治集团，也成为管窥近代国家建设曲折过程的中介。事实上，正是因为建构了一个植根于基层公共秩序与生活伦理的可持续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得以实现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执政集团都未曾达成的“禁绝毒品”之壮举。